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谷文昌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越功勋。他为官一任时,不畏艰苦,实事求是,带领东山县人民把一个荒岛变成了宝岛,用自己的言行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敬仰。
“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”是谷文昌对子女的一贯要求,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、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“特殊照顾”,哪怕是政策允许的事,谷文昌也不替子女“争取”。
1976年,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,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。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,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。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,谷文昌沉默许久,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谷文昌说:“我是领导干部,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,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?”
而谷文昌的女儿谷哲慧从一名临时工到转正则花了15年的时间。1963年,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。她人很老实,穿着打补丁的裤子,能吃苦,下乡就睡地铺,旁人根本看不出这是县委书记的女儿。1964年,谷文昌调任福建林业厅副厅长,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谷哲慧转为正式工,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。谷文昌坚决不同意,他说:“组织上调的是我,不是我女儿。”此后,谷哲慧还有多次机会转正,都被谷文昌“叫停”,直到1979年才转正。
谷文昌对子女要求严格,对妻子同样如此。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,新中国成立初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,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,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,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,她的职务、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。
谷文昌的儿子谷豫东也领教过父亲难得的一次发火。上高一时,父亲已经从下放地宁化回到龙溪地区任职。那时候物资匮乏,买啥都得凭票。高中男生,起哄买烟,有人怂恿豫东:“你爸不是官吗?他们有买烟指标。”谷豫东攥着凑起来的钱奔小卖部,“我爸是某某某,让我买包烟。”这招果然管用。谷文昌得知此事后,不仅狠狠地训斥了儿子,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,检讨自己没管教好。“爸爸认为,我打着他的旗号,就是有特权思想。”谷文昌向子女进一步明确了家规: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,不允许沾父亲一点光。相反,为支持父亲更好开展工作,无论是正常的招工转正、提级升职,还是上学参军,谷家子弟一律“先人后己”。
谷文昌去世后,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,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,一并上交:“这是老谷交代的,活着因公使用,死后还给国家。”老谷走后,史英萍继续过着清贫的生活,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。7年多时间里,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两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。
这么多年来,谷文昌的家人从来没有找过县委、县政府帮忙办事,县里多次邀请他们全家回东山走走看看,他们都婉拒了,每年清明节来给谷文昌扫墓,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,从来没有让地方上提供方便。
“不带私心搞革命,一心一意为人民”这是谷文昌一生内心力透时空的信仰之光。谷文昌对自己和家人异常严格的家风,在有些人看来显得“不近人情”,而正是如此,谷文昌在百姓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。而谷文昌的后人们也都深受他的影响,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,吃苦耐劳,生活简朴,真诚待人。
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以谷文昌为榜样,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的红色家风,把家风建设作为作风建设重要内容,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,严于律己,做不辜负人民信任的好干部。
(供稿:市纪委监委驻市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)